转眼间父亲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虽然这一年间我仍然象以前一样忙碌着，但却时常在夜深人静或一人独处时想起父亲，泪水就悄然地充盈了眼眶。可能许多人都觉得在亲人离开我们后再写东西怀念亲人太俗了，但我却分明地感到一种纪念的冲动顶在我的心头，让我夜不能寐。

　　......

　　父亲生于1940年，是个农民，一个深山里的农民。据父亲讲，我们在七代之前是从四川大竹（还是现在重庆的大足，已无从考证）迁徙到现在的籍贯的。父亲是个急性子，为人善良耿直，甚至有点嫉恶如仇的味道。守信是父亲在操守上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虽然我已忘了是什么事情让我对这一点难以磨灭，只记得父亲说过人无信不立，经常教我们答应过别人的事就要努力做到。父亲不识字，与母亲一样，都是文盲，但父亲却时不时地冒出这一类的人生警句。这些自然对我们的成长产生了言传身教的作用。

　　我们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农民家庭，但却洋溢着典型的、浓重的、开明的氛围。父母从不会勉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也都很听父母的话。我只听说我的姐姐、哥哥曾因故不想再去上学挨过父亲的打外，再没有我们被勉强的印象。与姐姐、哥哥相比，在这点上无疑我是最幸运的一个，因为父亲从没有打过我，这倒并不是人们常说的“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的原因，这点在我们家里不成立，我在家里并没有得到别人想象中的娇惯，而是被一视同仁地看待，我因此才真正庆幸没有养成什么不良习气。开明的另一个标志就是谁说的对、说的有理就按谁的主意办，但前提是你基本独立了，才有参与家庭事务的权力，这点是我在毕业后感觉到的，颇有点象18岁以上的公民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味道。当然这种参与不一定是以家庭会议的形式表现，多数倒是父母问我们对某件事的看法。

　　父亲很有才气，我们曾经的很多邻居都这么说。父亲曾对我说，有一次一位算命先生看了父亲的面相后给他说，如果他有文化，汉中是留不住他的。对于这些“江湖本领”我原本是不以为然的，但我却相信这位先生的话。父亲学了一手木匠手艺，做得一手漂亮的木活，还收过一个徒弟。我们家里的桌、椅、柜、箱、床、锄把等所有木制家具和工具都是父亲亲手做的。大约是在我7岁抑或是8岁时，父亲做了一个小巧的圆形餐桌，圆形桌面被分割为两扇对称相同的弦弧和一块狭长的弧边矩形，三块桌面以合页连成一个圆形。两只桌腿被固定在弧边矩形上，并在近地部分通过横木相连，在横木的正中心和弧边矩形桌面的正中心分别有一个轴，这两个连在另两只可以活动的桌腿形成的矩形的两根横木中心。这样，在使用时打开活动桌腿与固定桌腿成十字架形撑起两扇弦弧桌面，不用时转动活动桌腿使其紧贴固定桌腿两扇弦弧桌面就会自然下垂，桌面但只有弧边矩形那么大，然后将其靠在墙边，大大地节省了空间。后来还做过一个更大点的类似的餐桌，不过更为复杂点，桌下有一个横档面，可以放茶杯。再就是做过一个可折叠的木板床，不用时折起来铺上垫子就是一个土式沙发，用是翻过来打开就是一个平板床。而那些木箱啦、椅子啦等等都是最普通的活。父亲做的木工工具里，数“肘肘”最为有趣。这是件用于收割的类似镰刀的农具，它由木制的架子和薄铁片（称为刃片）两部分组成。木制的架子，象个“7”字，从侧面看握手的主杆部分略呈“Z”形，这样就可以保证在使用时不用太弯腰就能使刃片很低地水平贴地（我也不知道肘肘这两字是否正确，但从木架的形状看有点类似肘），还真有点人体力学的意思。在“7”的起始和拐角处有半封闭和全封闭的铁条形成卡套，能使刃片很轻松地装卸。刃片钝了后，卸下来磨砺起来也很方便。因为整个工具以木质为主，所以使用起来很轻巧，那是我使用过最为称手的收割工具（当然因为刃片较薄，适合收割稻、麦等细茎农作物，对于油菜等粗杆作物不太适宜）。

　　饶是父亲有一技在身，手艺也不差，但是所接活计有限，并没有使我们的家境有多大改善，于是父亲便包田种，种更多的田来增加收入。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不大好在同学面前提到家里的事的，因为老觉得包别人的田种，好象自己家是佃农似的。现在想来真是好笑，当时对于父亲而言，多种田可能是改善家境最为直接和实际办法了。最多的时候家里种过十几亩田地，而家里只有父母两个劳力，又没有机械，在农忙时只有请人帮忙或者换工。我记得上小学五年级时收麦子，因为怕变天，担心成熟的麦子烂在地，父亲给了我两块钱，让去叫四十多里地外的舅舅帮忙。从家里到可以坐车的地方还有走一段路，我走到那个小车站见没有车，便想先走吧，边走边等，可一不留神汽车从身边疾驰而去，索性步行，也不知走了几个小时，总算走到了舅舅家。那是我小时候徒步走得最远的一次，所以印象比较深刻。我上初中的时候，哥哥已经考上中专了，父母仍然靠种地来供我们上学。虽然供两个学生对于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的我们这样的家庭而言是何其困难，但父母看到了希望，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我放学回家后便尽力做些农活，以尽微薄之力，但父母无论怎么忙，哪怕是庄稼收不回来，只要我还有作业没有做完，父母绝不会叫我去干活的。还有件我记忆最为深刻的事是，在上初中时的一个夏收季节，为了赶收麦子，父母用锄把粗细的竹子、棉花和煤油做成火把插在地里通宵抢收麦子!我们于是就更加努力地读书，因为当时唯有此才是最好报答父母的方式。村人称赞父母努力供我们读书的事时，父亲便说：我们就吃了睁眼瞎(文盲)的苦，不能让他们再是个“睁眼瞎”。后来我也考取了中专，与哥哥一起成为村人羡慕我们家庭和教育自己孩子的榜样。父母也觉得很欣慰，尤其是父亲，觉得很有面子，仿佛成了村子里教子有方的“名人”了。但父亲多少还是有点遗憾，父亲曾对人说：关键是自己没本事，供不起他们了，不是噻不让他们上中专(当时上中专是包分配的)，让他们上高中考大学，所以他们子(父亲说话的过门的口头语)没法，只好让他们先奔出去算了。旁人免不了对父亲又是一番赞叹。

　　也只有我们才深知父母是何其艰辛，但从没听过父亲在我们面前说过累，而这次父亲却真得累了，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累坏了身子，匆匆地离我们而去了!

　　最让我感叹父亲的倒不是父母多种了多少地，而是父母为了我们来回搬家，四处奔波。父亲的一生是奔波的一生，是为我们活着的一生。

　　我们老家在山里，离县城有大约五十里，其中十里是山路。父亲年轻时经常奔波在外，母亲经常在家劳动挣工分，我们总共姊妹五个，所以吃饭成了大问题。不知父亲从哪儿听说甘肃一个地方鼓励人口向当地流动，可以给新去的人分一些玉米，那里地也多，于是我们举家迁徙，那年我只有8个月大。可能那是我们第一次大搬迁，随后因为种种原因的近距离搬迁还有很多次。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和父母的不懈努力，整个家庭吃饭的问题解决了。甘肃那里不产大米，老家是出产大米的，父母认为大米是细粮，在当地只有过年时才能用黄豆换从老家方向来做粮食生意的卡车贩来的大米吃，并且吃大米饭时一定要有肉的，不然不叫大米饭了。所以父亲始终觉得老家还是个好地方。而哥哥和我渐渐长大，读书考学是父母公认的让我们脱农的唯一出路，而考上学后分配是向生源地分配的，所以父母便开始酝酿第二次大搬迁，--搬回老家方向。记得在第二次大搬迁前，我们都睡在炕上，父亲问我以后想不想顿顿都吃大米饭，我很高兴，就说想。于是在我九岁那年，我们又搬回了家乡，不同的是这次搬到了离县城只有不到十里的一个村子，属于丘陵地带，但对于老家而言，简直就是坝子了。第一次大搬迁是解决了全家的吃饭问题，第二次大搬迁却为了我们将来的出路和工作。我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那是为我们找一处好的生源地啊!我们终于从大山里走了出来，在父亲的领导下辗转走了出来!而父亲这一决策至少而且是绝对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后来我回到老家看到同龄人的劳作和步行十余里上学的小孩子都忍不住会这样想。对于这一点，父亲倒有他的哲学，他说：人挪一步活，树挪一步死!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父亲的睿智和英明，虽然在别人看来这也许是再朴素不过的了。由于来回搬迁，户籍却一直在老家，所以从土地到住房都得写(租的意思，包田，租房)，有时候母亲故意拿村人修新房的事问我：人家都有房子，我们却是写房住，你们将来得不得怪我们？当然不会，怎么会呢？对于父母，除了生、养、教之恩外，最让我感念的就是带我们走出了那片大山围绕着的天空和供我们读书，其余的就让我们挣好了。

　　虽然哥哥和我工作了后父亲不用再辛苦劳作了，但父亲的身体已累坏了。从2001年开始父亲身体病情加重，开始断断续续地住院。2002年夏天又住了一次院，这次住院是我由衷感到了健康的珍贵。父亲是心脏病，确切地说是心脏肥大导致二尖瓣膜关闭不全及心律不齐等病症。知道这些病症后我被一种恐惧攫住了。速效救心丸成了父亲随身必备的药物。去年我回到家乡的城市工作，一则父亲病症发作频率有所增加，再则自己打算完婚。父亲仍然操心我的婚事，看着我成家这也许是他最后的一桩大的心愿了吧，因此父亲也曾忙着给我张罗房子的事情。我给父亲说房子的事就不用他操心了，我自己会想办法的。原本打算将我的婚事放在五一期间，不巧正值非典，加之房子等事尚未准备停当，便推至国庆期间。2003年5月24日，农历四月廿四，星期六，太阳很大，正值三夏大忙。我当天有半天班，回到家中大约下午1点多，家里已吃过饭了。我看到父亲的气色还行，只是好象有点疲惫，有点欲言又止不想说话的样子。我吃完饭后去洗头了，洗完头后，父亲不在了，母亲说父亲有事出去了。我也因有事来到女友家。正在女友家吃晚饭时，我的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哥的电话，信号不好，只听哥大吼道：你换个电话！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因为哥从没有对我大吼过，即使我做错了事。我急忙用座机回过去，哥说爹去世了！我愣了，傻了，慌了，放下电话拿着咬了一口的包子跑到厨房，将包子放到厨房的桌子上才又跑到客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才给女友说我爸去世了，女友和准岳父母大惊，女友急忙过来安慰我。我说完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准岳父母连忙找车将我们送回家，女友陪着母亲，我和哥张罗着父亲的后事。没有想到父亲就这样匆匆离去，也没有想到父亲欲言又止的样子竟定格为我脑海中的永恒。每次想到这些我也就想起了邓公，父亲自然无法与邓公相比，但父亲定然也如邓公般遗憾，邓公在即将目睹香港回归时匆匆而去，父亲在即将目睹幺儿成家时匆匆而去！我们家乡有一种风俗，就是儿子结婚时，父亲会成为亲朋好友闹喜取乐的主角。我还曾想象一定要提前给亲朋好友说一声，就说父亲身体不好，大家闹喜适可而止，没想到连这个念头竟也成了奢望！

　　父亲的生日是正月初十，2003年正月初十正好是我们上班的时间，为了给父亲过生日，我向公司请了一天假。同事们都在初九晚上乘车回到了公司，我定在初十晚乘车。没成想正月初十全国很多地方下了大雪，郑州局某段铁路因大雪中断了十余个小时，我要乘的那列车由晚上20：46推迟到了第二天中午11：20！我根本不知道这就象一个不祥的征兆，也不曾想过这是我和父亲一起过的他的最后一个生日！难道这是老天以他的方式在暗示我而我不懂吗？

　　二十几年来，我真正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长。我从六岁开始上学，当时小学没有六年级，也没有上过学前班，不到十四岁就住校，不到十五岁就离开家上中专去了。我们学校因招生扩建宿舍楼，结果宿舍楼延期交工，致使我们那期新生直到十月十五日才开学。在长途汽车上巧遇了邻县的、后来成为我同班同学和好友的一位同龄人，他父亲也是送他上学。有一年暑假去这位同学家玩时，这位同学的父亲才告诉我说，那年父亲送我后和他一路返回时对他表示了对我如此年幼就孤身一人在外生活表示了担忧，说着泪水都流了出来。听到这些我怔住了。父亲在我们面前是多么坚强啊，从未听到过他抱怨什么，也许他比谁都明白，他是我们这个家庭的脊梁，更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可在这坚强的背后是什么样的舔犊情深的柔肠啊！

　　也许是吃得苦太多，父亲在我们出了学整个家庭稍好过了些后，渐渐地滋生出些许虚荣的情愫，有时看到别人称他为老太（爷），他就笑嘻嘻地制止，但却看得出父亲很受用。使钱也不是很有计划，很多时候我心里是知道的，但总不忍心说，心想过得去就行了。但后来我们都把钱给了母亲，由母亲来掌管。也许父亲感觉到了，但不知他是否在心里责怪过我们。

　　父亲与母亲一样，都是闲不住的，在他病重住院前，他东拼西凑地弄起了个自行车修理的铺子，直到最后病痛使他无力侍弄时才停手了。纵使这样，他在街上看到一种新的木制折叠凳，设计得很巧妙，一时技痒，愣是学会自己动手做了一个。这个小折凳从侧面看呈“又”字形，凳面一分为二，折叠时将凳面向两侧一拉使两块凳面绕开相互支撑的横档，再向下一压，两块凳面就会紧紧地贴在合成“1”字的双条凳腿两侧。父亲离开我们后，我特意向母亲要了这个小凳子作为留念，这是父亲的最后一件作品。

　　转眼一年过去了，如今我也初为人父，看到儿子夜里哭闹的情形，有时就在想，也许当年我也是这样哭闹父母的，蓦然间想起了一句地道的真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虽然我也尽知父母之恩，却也只有在初为人父后才真切地体会到做父母的不易。父亲一生与成功无缘，但他却为我们过得更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带我们走出了那片大山环抱的天空，供我们读书识字，尽到做父亲能够做到的一切，这些是我做父亲学习的榜样！

　　今夜会不会有风？我会不会又梦见父亲？如果梦见了父亲，我想告诉他，我已成家了！如果梦见了父亲，我想告诉他，我也当父亲了！如果梦见了父亲，是父亲在想我，还是我在想父亲？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