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十年代留学日本时，最感到吃惊的不是中日科技上的差距，而是两国百姓行事习惯的截然不同。初来乍到的人会认为日本人做事呆板、墨守成规，而我们中国人则善于应变、见机行事。然而，在和他们长时间的交往后，不得不承认正是他们看似愚拙的习惯养成了国民有条不乱、兢兢业业的品格。

　　十年一剑的治学

　　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时迷了路，就向一位学生模样的人打听。他可能从衣着和神态看出我仿佛刚从乡下来，二话没说就领我去找。边走边聊，我告诉他两天前才来日本，他说他也是新生，对校园并不熟悉。但他满怀热情，直至帮助我找到目的地才告辞离去。虽然我进的是一所名校，但无论是校门、校园或是校内建筑都远不及中国的气派。实验室更是又窄又小，而且往往是与另外的教授合用。我的导师尽管担当学部长之职，但是他仍然和一位叫马渕的教授共同使用一个实验室。正是由于人多空间小，人与人之间发生“碰撞”的机会才大，使我有幸零距离接触并了解更多的人，其中和马渕教授的来往着实让人受益匪浅。

　　马渕虽然在十几年前就升为教授，但仍然一直战斗在第一线。文章不仅多，而且权威。时不时在一些顶级刊物上撰写综述，而且还受英国《自然》(Nature)杂志之邀发表评论文章。但即使这样，对每一位新来的学生，他都要亲自传授实验的方法和技巧，手把手将他们领进学问之门，送上研究之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首先就从洗瓶子和移液管开始，然后是整理、清洁实验台。瓶子和移液管在用自来水洗净后，还必须用蒸馏水洗至少三遍。晾干或烘干后，如果发现壁上有水迹残留，说明没有洗干净，就得返工。凡是公用品必须在用完后随即物归原处，不得放置在自己的实验台上。每一位学生的实验台随时都要保持干净、整洁。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谨令人叹服。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实验。这里的自己指的是身体力行、亲手做实验，从养动物、洗瓶子、配溶液等到出结果、写论文。我常常看到他和研究生们一同在实验室里穿梭、忙碌，特别是在周末和节假日。受其影响，他的学生也都非常用功，而且极具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从他的实验室里发出的文章，作者一般只有两位或一位。前者无疑是指研究生们在他的指导下各自所做的实验，后者要么是他的综述，要么是他本人亲手所做的实验。

　　象马渕教授那样脚踏实地、尽职尽力的学者在日本不乏其人。二OO二年十月九日，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日本国岛津制作所的田中耕一为该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之一时，日本化学界才第一次听说此人。当年四十三岁的田中耕一只是一名仅有学士学位的普通工程师。凭藉二十八岁时在生物大分子研究领域的功绩，问鼎十五年后的诺贝尔奖。当记者们采访他时，身着工作服的田中耕一显得非常腼腆，讷讷不知怎表心衷。殊不知，正是无数象马渕、田中那样讷于言却敏于行、笃信好学、尽心尽意的国民撑起了日本的碧天。

　　认真负责的习惯

　　不仅校内学者们的严谨治学态度叫人折服，就连校外工人的敬业精神也令人钦佩。有些单位比如说下水道或煤气公司需要将道路挖开才能施工时，总是在夜晚作业，以便不造成交通堵塞。如果当天晚上不能完工，他们会把道路复员，第二天晚上重新挖开，继续施工。我曾在一家专为各种展览会设置临时展示小间的个体户处打短工。从电线的铺设、桌椅的摆放到电源插座和灯具的安装，老板都要再三确认其位置是否符合要求。比如墙上的电源插座必须要和地面完全垂直，不得有半点倾斜。他不能容忍“大概”、“差不多”等含糊其辞的字眼，员工必须准确无误地按照要求做事、实事求是地秉报情况。看到他们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热忱，不禁要感慨：那畅销全球、经久耐用的日本家用电器和汽车不就是出自象他们那样尽职尽业、尽心尽意的工人之手吗？

　　在一些商店里，日本制造的物品会被贴上“国产品”的醒目标签。虽然其价格要比同类的其它产品高出许多，但是人们还是会在这些物品前留连忘返。笔者十多年前在那里买的一条裤子，穿到今天依然完好，特别是钮扣和拉链从未出过问题。但是我导师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数年前，他从日本，我从美国去加拿大魁白克省的蒙特利尔开会。由于气温突然下降，他带的衣服不够，就在当地买了一件中国造的夹克。但是学会还没有开完，夹克上的钮扣就开始往下掉。不得已，只好求助旅店的服务部。我给他开玩笑说：“就象你们的汽车一样，最好的技术用在国内的车上，中国的衣服也相似，在国内卖的就不掉钮扣，比如说我现在穿的就是在中国买的。”其实，他哪里知道我的“游子身上衣”，要不是“慈母手中线，临行密密逢”的话，早就面目全非了。

　　日本人那种一丝不苟、尽心尽意的精神即使在垃圾处理上也发扬得尽善尽美，让人无可挑剔。他们的垃圾首先要分为可以燃烧与不可以燃烧两大类。不可以燃烧当中又将金属、塑料、玻璃分门别类。这些不同的垃圾分别要在不同的日子里收集，比如礼拜一只收可以燃烧的垃圾，不可以燃烧的就不能拿出去。扔大的垃圾比如冰箱、床垫等要事先通知区役所。扔坏掉了的收音机、电视机、微波炉时，他们会把它的电线剪掉，以示不能用了。否则，如果仅仅是为了更新换代，还能使用的就被扔掉时，电线会完好无损，以方便其他人拾回去“变废为宝”。

　　中日两国虽一依带水，但相隔九重雾。我们只有十倍于他们的人口，可是有二十六倍于他们的土地，而且极富资源和宝藏。他们虽然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还经常受地震、台风及海啸的侵扰，但正是由于那样不尽人意的地理环境磨砺出富有信心、细心和耐心的国民。

　　任劳任怨的付出

　　古人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心人，天不负”，无论我们干哪一行，除了体力、脑力外，最需要的就是心力。和许多同胞一样，笔者也曾在六十年代末与七十年代初，落在百般试炼中。不仅与家人一同挨批斗、被整肃，而且在十二岁时就被绝望地关在学堂之外，回到广阔天地务农。在有水田、有旱地、还有丘陵的农村，庄稼人四季繁忙，少有空闲。即使汗流满面，但由于耕作方式原始、管理乏善，播种的是勤奋，收割的却是劳累和贫穷。没有周末，没有假日，就算每日出勤，加上早工和晚班，一年也只能挣大约三十元人民币(按现在的汇率来计算约四美元)。可是，不管怎样艰难困苦，卑微但有尊严地活着的信心和决心从未动摇过。特别是母亲对我们的关爱和呵护之心，让全家人在没有星空的黑夜，仍有力量守望窗外，等候黎明的到来。母亲虽然只念过几年小学，可是方圆几十里，唯有她把三个子女相继送进大学的殿堂。她教给我们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任劳任怨、尽心竭力的敬业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为我们铺就了人生不懈奋进的基石。在她看来，一个人若不将自己从事的职业或事业看成是一种召唤和使命，则很难活得出精神和气质，做得出可圈可点的事情来。

　　竭尽所能的奉献

　　尽心尽意、兢兢业业和三心二意、得过且过是从古到今摆在人面前的两条路。耶和华神在《圣经》的创世纪第四章里启示人类该何择何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生的第一个孩子叫该隐，第二个叫亚伯。他们是兄弟俩，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该隐献给耶和华的是地里的出产物；而亚伯献给耶和华的是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但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他把弟弟亚伯骗到田地里，亲手把他杀了。这要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宗谋杀案。是哥哥出于嫉妒把亲弟弟给杀了。从此，“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耶和华为什么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而不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难道是该隐献给神的不如亚伯的值钱吗？不是的，是两人对供物的态度不一样。该隐献供物是随便献的，而亚伯是把最好的献上。这反映出两人对神的敬虔程度不同。神看中的是竭尽所能、尽善尽美、尽心尽意的献祭。否则，敷衍了事地奉献，即使献了也等于没有献。这是神严格的标准，与人马马虎虎、差不多就行的态度大相径庭。

　　实事求是的反省

　　如果用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都合格呢？  作为父母，我们是否尽了养育儿女的职责？我们每天有多少时间和他们在一起？问过他们的冷暖和感受？体谅过他们不愿意做的事？尊重过他们的人格、情感和选择？作为子女，我们是否尽到了孝敬父母的责任？当我们整天忙于送往迎来时，我们是否关心过他们物质上的匮乏、精神上的需要？作为员工，我们对自己的工作，究竟是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还是偷工减料、得过且过？作为公众人物，我们在舞台上，是在为苍生、社稷做事呢？还是在为私利做戏或作秀？我们是否也象孔子的门生曾子一样每日三番五次反省自己：为别人谋划办事，是否尽心尽意？与朋友交往有没有做到诚实信用？传授给他人的东西，是不是都是经过自己反复思考、演练确定为真的东西？

　　坦白地说，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恐怕都离尽心尽意甚远，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戴上假面具逢场作戏。特别是在这个越来越物质化的社会里，每个人就象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车子。看不到躯体，看不到面孔，只看到一个冰冷、坚硬的外壳在疯狂地追逐另外一个。物质和财富虽然使我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为此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最明显的要算是我们的心变得浮躁、焦虑、不安，由此我们的行为就显得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比如说，读书的人如果只忙于考试、考证和拿学位，却不能静下心来，培养对学问的热情，提高自身内在的素质和文化修养，恐怕最多就只能成为匠人而非学者。搞科研的人如果只忙于发表论文，却不能尽心、尽意地钻研学问，就很难在学术上有开创性的进展，其言之无物的表面文章无人引用就不足为怪了。

　　我在没有认识到自己对学问缺乏严谨的态度和为之献身的精神以前，也非常看中论文的有无。但是，和一位姓谷的日本友人的交往使我不得不重新定位既成的观念。那是在到日本后的第三年，谷君是另外一个实验室的研究生，比我低一年级，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而我当时已有两篇论文付梓，第三篇也在酝酿之中。由于谷君的研究和我的属于同一领域，所以平时和他有较多的接触。不过，许多时候的交谈都是关于中日两国的风土人情以及中华料理。真正学术上的切磋开始于一次讲稿的修改。因为要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用日文发表口头讲解，我借鉴许多日本人的经验，把要讲的内容事先用日文写出来，然后照此反复练习。为了避免一些日文语法、文法上的低级错误，我就不耻“下”问地请谷君润色。他把手稿拿去以后，并没有很快就给我答复。我也不便摧问，只能静心等待。

　　几天后，谷君来到我的实验室。首先问我有没有空，我当然知道他是“送货上门”而来，急忙停掉手中的活，请他就座。一见他把稿子置于桌面上，我就感觉到很不好意思，因为那稿子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他的手迹。充分说明我那自以为深思熟虑、反复思考后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可能草率、肤浅，还需要大刀阔斧地修改。但与此同时，我感到莫大的荣幸，因为谷君为别人尽心尽意谋划办事的态度和责任感令人感动。他很客气地向我陈述了他的建议和想法，不仅纠正语言上的错误，更主要的是指出了稿子中存在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比如他建议是否可以把几个段落的顺序重新考虑一下，使我深刻意识到逻辑与条理的重要性；他诘问个别段落的内容与讲稿主题的关系，使我对惜墨如金、言之有物的说理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这一些其实都跟日语水平高低无关，纯粹是自己“技”不如人，不服不行。在此，我不禁要躬身自问：谷君如若不是把学问作为一种爱好和献身、而只是象我一样把它当成一种安身立命的职业和出人头地的途径，怎么能够潜心笃学、坐得板凳十年冷，而且对他人的研究也具有如此深邃的洞悉能力呢？

　　真心诚意的互勉

　　在这样一个唯物、唯钱、唯利的时代，我们人的诸多问题比如浮夸、不脚踏实地、弄虚作假等，并不是因为先进的科技、发达的经济本身所致，而是因为人的心灵建设被忽略了、人的精神偏离了正轨所造成的。即使我们黑袍加身、满腹经纶、或许也财大气粗，然而，当物质世界越来越丰富时，精神家园却日趋荒芜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从古到今人类都面临的问题。因此，当耶稣出来传道时，第一句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悔改什么呢？就我们目前的境况来说，不是有不少人自持学富五车，却卷而怀之；善于指点江山，却不愿默默躬耕；甘当批评家和判官，却不做模范和灯塔吗？扪心自问，这一切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缺乏馈赠之心和奉献之心所致？耶稣早就看清了人类不切实际、夸夸其谈的罪性，因此告诉我们不仅要身体力行去做，而且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二ＯＯ六年初，孩子们就读的小学举行一年一度的“优秀学生”颁奖活动。当小女儿走上台领奖时，我看到大女儿使劲地为她鼓掌。没有想到的是，当天回到家里时，大女儿说她的手掌疼痛。妈妈问她为什么，她说可能是今天为获奖的人鼓掌过度。我问她是不是一直都在不停地鼓掌，她点头说是。这下子，我有些心痛了。因为全校为几十个学生的颁奖典礼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她对每一个上台领奖的人就象对她妹妹上台去的时候一样，兴奋地挥动双臂，拼命地拍手叫好。以至一双小手拍得通红，却全然不顾。其激情、热情和爱心让人自愧不如。在“不懂事”的女儿面前，我感到羞愧的同时，又觉得十分幸庆，因为她象一面镜子，使我能看到我们大人身上的缺陷与不足。

　　比如说，我们不是在谍谍不休地抱怨为什么诺贝尔奖与我们无缘，为什么华人难以融入外国主流社会吗？可是我们是否反省、检讨过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呢？在先进、发达的现代化国家面前，我们都急功近利地只拿能造坚船利炮的硬件，而不要能拯救灵魂的软件；只学他们对财富和利润无止境地贪婪追逐的一面，却对他们的“墨守成规”、“按部就班”、“谨小慎微”等敬业精神不以为然，或许还视之为呆板、愚拙。而我们自以为是的聪明并没有使自己在科技、文教、经济及道德水准等方面领先于别人。反观以色列人几千年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但是不被外族同化，仍然保有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传统等，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不能不令人起敬。究竟是什么能让他们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奇迹呢？在此不妨听听大卫的临终遗言。在《圣经》列王纪上第二章里，大卫临终前，嘱咐他儿子所罗门。只要他们的子孙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耶和华神面前，以色列的王权就不会后继无人。今天，历尽磨难的以色列人不仅在穆斯林的汪洋大海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而且不可否认，他们已经屹立于世界强者之林。大卫在天有知的话，定会“泪飞顿作倾盆雨”。客观地讲，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难道不是要让有耳的都能听见、有眼的都能看见吗？倘若我们硬是要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只专注于外在的、形而下的物质追求，而忽略内在的、形而上的心灵建设，我们的生命之舟就将只载肉体，不渡灵魂，而没有灵魂的肉体会变得华而不实、富而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