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卓越领导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周恩来离开我们已经  30  年了。他是一个从不希望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然而,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他的缅怀敬仰之情,历久弥深,在心中为他树起了丰碑。

　　为什么周恩来具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一个主要原因,是周恩来具有伟大的人格、高尚的情操。他一生率先垂范,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凡是要求党员和公民做到的,他首先做到;凡是禁止党员和公民去做的,他坚决不做。宁愿自己一无所有,但愿人民安居富足,真正做到了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就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周恩来对待自己,廉洁奉公,率先垂范。他经常说:“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陈毅感言: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在工作上,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内审中国国情,外度世界大势,共同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做出决策。同时,他长期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呕心沥血,日理万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无私奉献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但是在生活上,周恩来总是低标准,严要求,绝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特殊,就是对国家制度规定的应该享受的待遇,也常常尽可能降低标准,弘扬我国人民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他经常说:要“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

　　建国后,  周恩来一直居住和工作在中南海西花厅。这是一座建于清朝宣统年间的老式平房。光线昏暗,地面潮湿,梁柱蛀蚀,油漆剥落,门窗缝隙也很大,大风一刮,桌面就积一层灰土。成年累月在这个环境中办公,周恩来经常膝盖疼痛。尽管如此,他仍然多次拒绝为他维修房子。

　　1959年冬,秘书趁周恩来、邓颖超不在北京,对房屋进行了保护性维修,并更换了部分陈设,结果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随即,他暂住外面,直到秘书把淘汰的陈设搬回来后,才回到西花厅。事后,  他语重心长地对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和行政秘书何谦说  :

　　你们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些你们为什么不想到?

　　为了修缮西花厅一事,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做自我批评。他说:“借此机会我得做自我批评,修了房子,你们可以到西花厅去看看,修得标准太高了,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这个错误。”

　　周恩来的饮食简单清淡。他的主食一般要吃  1/3  的粗粮。每餐大都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一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每当有人感到不解时,周恩来总是爽朗地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比过去好多了,我们不能忘本啊!”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带头不吃肉、鱼、蛋,并主动地把自己和邓颖超每月的粮食定量降到15斤和13斤,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他说:“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

　　周恩来不仅自己吃得简单,招待国内宾客也是如此,而且总是自费,从不让公家报销。据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在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情况时说：

　　这期间,他们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及做工作,还用自己节省下来的粮食和副食,请文艺界、戏剧界、新闻界、体育界及医务界的同志吃饭,多时三四十人,少则二十多人。当时,我负责管理他们的家务,知道他们在经济上也不宽裕……

　　每次宴请前都是周总理、邓大姐亲自安排的。他们先向我们问清家里有多少节余下的粮食和副食,然后和我们共同商定邀请人数和吃什么饭菜。他们定的原则是,要让大家吃饱,花样可少,但量要大,最后大杂烩菜包底。总理、大姐提出自己腌泡菜,做小菜,多吃豆腐粉条,肉少就买些排骨、猪蹄,有时也买一些高价食品。

　　每次宾客来后,周总理总是谦和地说,请大家来见见面,聚一聚,现在是困难时期,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大家,我和小超大姐个人请大家吃顿便饭。这样的聚会真是无拘无束,亲如家人。

　　196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北戴河寓所,周恩来宴请了正好在北戴河搞创作的部分电影界、戏剧界知名人士。据当时在那里搞创作的著名剧作家、电影艺术家岳野1992年在《寻梦觅踪,重沐甘霖》一文中娓娓叙述:

　　那天在总理住处临时吃饭时,先闻其声,后见其人,陈老总偕夫人张茜同志来了。周总理立即宣告,今日我和小超(总理平时对邓大姐的称呼)请大家吃便饭,特邀陈毅同志、张茜同志作陪。陈老总连连拱手,荣幸之至。饭是中餐西吃,每人一碟菜,主食有馒头、蒸饼和米饭可以自取。菜盘内有柔香而不腻  ,晶莹如琥珀般的红烧肉五六块,有油菜、菠菜,还有榨菜丝等几样,人手一份,或坐或立,不围桌,不成席,随意自在,孙维世以主家大小姐姿态,忙出忙进帮着炊事员端菜、端汤,照顾大家。总理说,饭菜不好一定管饱,大肚汉们可食双份。话音既落,瞧有几个馋客便立即加快速度,再食第二盘。

　　陈老总边吃边大声道破了一个惊人的内情。他说今天总理夫妇请客,  未动用国家一文钱、一两米、一两肉、一根菜,完全是他老两口平时供应的节余。同志们吃着、听着,心里极为不平静,1962年我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每人的主副食皆定量供应,我们这群素不拘礼仪的“老九”们,想到多吃多占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口粮及副食供应,也感愧交加了。

　　陈老总边吃边向邻近的同志低声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此时我们每个人对每粒饭、每块肉更细加品味起来,鸡吃萤火虫,心知肚明,不能只图个齿惬嘴香,要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哺育啊!

　　每次外出视察,周恩来总是轻车简从,反对前呼后拥,盛气凌人,摆架子,抖威风,还要过问伙食,督促身边工作人员据实交纳粮钱。

　　一次,周恩来在杭州楼外楼请工作人员吃饭。饭后,省里陪同人员提出由地方报销。几经交涉,终于付了20元钱。临上飞机时,周恩来怕饭钱不够,又托人带去10元。其实,按价计算,这餐饭只花了19元多。楼外楼服务员只好给周恩来写信说明情况,并退还了多付的饭钱。

　　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有时因为时间长需要准备工作餐。他明确规定,工作餐就是家常便饭。他常说,这样的饭菜,“既经济又实惠”。据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回忆:1963年,周恩来请出席中央专委会会议的同志吃晚饭。后到的贺龙元帅望了望饭桌，风趣地对周总理说:“呀,国家的经济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呀?”周恩来笑答:“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周恩来在穿着和使用生活用品上,也一向注意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穿的是补了又补的衣服(看上去虽然干净、挺括  ),  修了又修的皮鞋,织补了又织补的袜子;戴的是使用了多年的“上海牌”国产表;用的是打了补丁的毛巾、掉了很多瓷的澡缸、木板床、旧沙发……一套睡衣是1950年初出访苏联时做的,缝缝补补,一直穿到面目全非,伴随他度过26个春秋。每当工作人员向他提出需要添置新衣时,他总是说:“旧的还可以穿嘛!”“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

　　从周恩来的家庭经济条件来看,生活本来是可以过得好一些甚至是很好的。但是,每当他想到国家还落后、人民生活还清贫时,内心就忐忑不安,食不甘味。因此,他常挂嘴边与人共勉的一句话是:

　　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  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有人或许会问,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收入在当时来说是很高的,他俩一贯省吃俭用,一定积攒了不少钱吧?

　　其实不然。据身边工作人员介绍,周恩来每月工资是404.8元,邓颖超是342.7元。从1955年7月国家实行工资制以来到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他俩的工资除支付生活费外,其他开销是很大的,主要用在五个方面:资助亲属;补助生活困难的包括警卫战士在内的身边工作人员;抚养烈士后代;开会人员和客人的就餐费;额外上交的党费。  据初步统计,周恩来、邓颖超用于补助工作人员的钱有10218.6元,资助亲属的钱有36645.5元。周恩来拿出节余的钱交党费,先后3次,共14000元。仅此3项支出就高达60864.1元,相当于花掉了12年零5个月的工资。

　　周恩来从不收受礼物。对于所送礼物,凡是能够退回的一律退回,凡是不能退回的就加倍付款,然后将礼物交有关部门处理,做到秉公办事,不留情面。

　　1961年初,周恩来就家乡淮安县委托人带来一些土特产等礼物一事，委托秘书代写了一封信:

　　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薪金中拿出100元钱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

　　在秘书随信寄去的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上,还有周恩来的亲笔批示。他恳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人认真阅读,坚决按中共中央通知精神执行。

　　周恩来的这一做法,有效地阻止了请客送礼不正之风的滋生与蔓延。

　　外宾赠送的礼物,虽然是友谊的象征,但周恩来从不据为己有,总是如数上交。一次,一位烈士子女看见西花厅客厅、办公室和卧室都没有像样的陈设时,纳闷地问周恩来:“你经常出国,又有那么多外国首脑来访,送了那么多礼品,怎么一件陈设也没有呢?”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我是总理,他们才送给我,如果不是总理他还会送吗?”可见,“人家是送给我们国家的,并不是送给我周恩来的。如果我把国外送来的东西收下来了,那是什么行为呢?”

　　周恩来的言传身教,使这位烈士子女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廉洁奉公的道理。

　　周恩来对待妻子高标准、严要求。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婚后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情深意笃,患难与共,是夫妻关系的楷模。他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体贴邓颖超,而且在政治上坚持高标准,严格要求邓颖超,不以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代替严肃的政治关系。

　　新中国诞生时,不少妇女界知名人士,如宋庆龄、蔡畅、何香凝、李德全、史良都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了部长以上的重要职务,而且他们大都是由周恩来同各界人士协商后当选和被任命的。本来,以邓颖超的才能、威望和资历,完全适合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但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没有同意。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南昌起义卫戍司令彭干臣烈士的妻子江鲜云对此很不理解,直言相问。周恩来也快语相答:

　　这个问题不是你第一次提出,过去已有人提过,建国初期党内外人士都这么提过,甚至还有人劝过我,但是我不能这样做  ……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就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

　　紧接着,周恩来加重语气,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周恩来这个做法,得到心心相印、同舟共济几十年的邓颖超的充分理解和坚决支持。早在他俩新婚燕尔之时,就有一个“君子协定”:“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和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20世纪80年代初,邓颖超仍颇感欣慰地说:“几十年来,我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现在看来,夫妻不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是比较合适的。”

　　周恩来不但不同意邓颖超同他在一个具体部门工作,就是对她应该享受的生活和政治待遇,也历来从严掌握。1955年确定工资级别时,中共中央批准蔡畅定为3级、邓颖超定为5级,周恩来却把邓颖超压到6级。1974年,毛泽东批准邓颖超担任副委员长,但周恩来却把批示压了下来。

　　1982年4月,邓颖超对几个晚辈说:“现在我当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这些工作都是党分配的。但是,  如果你们的伯伯在世,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

　　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多么高尚的情操啊！

　　周恩来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间题”

　　周恩来是一个极重感情、懂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并竭力提供帮助的人。但是,他对亲属的关照和帮助是有原则的,不顺从迁就,绝不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牟取私利,也绝不允许亲属有丝毫的特殊,更不用说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他极其憎恨“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社会丑恶现象。

　　同时,周恩来十分注意不受亲属的错误思想影响和左右,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

　　周恩来惟一的胞弟周同宇在20世纪20年代曾参加革命,建国后是工业部门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后因病被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为此,他多次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意见。后来,他又在一次会议上讲了这件事,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周恩来再次郑重其事地要内务部为他弟弟办了因病退休手续,自己则按月补贴胞弟家用。

　　周恩来、邓颖超没有子女,但对亲属子女十分疼爱,视作亲生子女一样教育,目的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周恩来总是教育他们：“你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执行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规定,不能利用亲属的职权搞特殊化。”为此,他和邓颖超给他们规定了不成文的严格“家规”:不准专程到北京看望;来者一律住机关招待所,在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己掏钱买饭菜票,  没有的则由他俩代付伙食费;不许动用公家汽车;不准说出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来炫耀自己;生活要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在亲属子女选择志愿时,总是教育他们以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为自己的第一志愿。1961年,他动员侄子、侄媳带头响应党中央压缩城市人口的号召,双双由北京调回家乡淮安工作。

　　1970年底,中学毕业后分别到延安和内蒙插队落户的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侄女周秉建都在当地参加了解放军。

　　当侄女高高兴兴地回北京报喜时,没想到周恩来却要她“脱下军装,重新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他轻声细语地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

　　在周恩来看来,参军是件好事。但当时全国共有数百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由于农村条件艰苦,有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途径离开农村,在人民群众中影响很不好。因此,他要侄儿、侄女带个好头。兄妹二人觉得伯伯的话在理,毅然脱下军装,回到了各自所在的农村。

　　针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的问题,周恩来曾经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大声疾呼:

　　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407个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  。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像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但是历史也可以借鉴。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这番话,是周恩来对高级干部在应该如何教育子女问题上所敲的警钟,是“盛世危言”,  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年轻一代的殷切关怀之情和寄予的厚望,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周恩来的一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曾经说:“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

　　为什么周恩来在一生中能够时时处处、始终如一地做到率先垂范,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呢?根本原因,是周恩来牢固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而正确的行为必然受正确的思想支配。早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他就确定了共产主义理想,明确表示:“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

　　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的一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深知:“力量的源泉是人民”,“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有人把谋求高官厚禄、享受荣华富贵作为人生奋斗目标和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周恩来对此却嗤之以鼻。他始终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勤务员”,把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自己崇高的惟一的人生追求。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曾经说:“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进一步指出:“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美好的将来,为全人类光明的前途服务。”他告诫说:我们要“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他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争取一分钟时间就多做一分钟工作。”“我老了,为人民服务的时间不多了,要抢时间工作才行啊!”

　　周恩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人民的幸福为乐,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人民群众的疾苦常常使他彻夜难眠。

　　1956年,当他得知因救灾措施不力,广西部分地方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后,沉痛地说: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和关心不够,那是不能容许的。

　　周恩来经常出现在人民群众遇到旱涝、风雪、地震等重大灾害或事故的地方。

　　1958年7月,在黄河出现特大洪峰的危急关头,他亲临黄河大桥工地,冒雨和工人们一起抗洪抢险。

　　1961年5月,在灾情较严重的河北武安县,他同社员同吃一锅。就人民反感的公共食堂等问题调查研究,并及时地向党中央提出了纠正“大跃进”偏差的办法。

　　1966年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在余震不断的紧急关头,他赶往灾区,同灾区人民共商抗震救灾大计,鼓励他们重建家园。在人民群众表示感激之情时,他响亮地说:“为人民服务应该！”

　　凡是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人民群众,无不从他那里直接感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温暖。

　　周恩来晚年胸前一直佩戴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这就是他一生只讲奉献,从不索取,把个人有限生命完全溶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去的伟大人格和高尚情操的真实体现。

　　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总有一些确曾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领导干部,不能善始善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拜倒在金钱的脚下腐化堕落了,这是为什么?从周恩来认真坚持党性修养,不断进行思想改造的感人事迹中,我们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

　　重视党员的思想改造,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提高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周恩来非常强调共产党人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郑重地指出:无产阶级肩负着“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任务,但是,“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各种旧的政治影响和习惯势力,对我们仍有影响。”“至于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就更多了”,因此,“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  他强调:“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周恩来清楚地看到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复杂性。他告诫道:“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他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周恩来不仅重视全党的思想改造,更注重自己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模范带头作用,以身作则,自觉、严格地进行自我思想改造。他说: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我曾经同包括蒋介石、马歇尔在内的国民党和美国等国的各界人士打过交道。“我的关系可复杂了”。从周围环境看,我接触党内外的人和事很多,出访时还要同资产阶级国家领导人打交道。“这么一个复杂的情况,我就得注意自己的思想。我今年65岁了,是不是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我不敢这样说。”“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他还说:“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

　　在周恩来看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自我改造,加强党性修养,这是由其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担负的重大责任决定的。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党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和执行得好坏。

　　基于以上认识,周恩来针对有的领导干部忽视自我思想改造的危险倾向,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以尖锐的语言,予以当头棒喝:“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

　　周恩来以自己认真坚持党性修养,长期进行思想改造的行动,有效地保证了牢固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忠实地履行了“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誓言。

　　周恩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他的丰功伟绩和伟大形象将光照万世,永垂青史!

（武泓冰　摘自　《开国总理周恩来》　熊华源、廖心文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